

《富春山居图》,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,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晚年的代表作,清顺治年间该画曾遭火焚,断为两段。之后,前半卷被另行装裱,定名为《剩山图》,现藏浙江省博物馆。后半卷《无用师卷》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4月28日开馆的朔州市朔城区马邑博物馆,镇馆之宝是第二展厅造像厅的北魏曹天度千佛石塔塔刹,属国家一级文物。该石塔本由塔座、塔身、塔刹三部分组成,如今,只有塔刹保存在马邑博物馆,塔身和塔座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。千佛石塔与《富春山居图》有着同样的命运、同样的遭遇、同样的现状。
去年6月1日,在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下,分离数百年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已在台北合璧展出。在今年的两会上,温总理接待中外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,“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。我虽不能至,但心向往之。”
如今,经过多年的努力,身首分离70多年的北魏曹天度千佛石塔也有望合璧展出并“团圆”—————两岸并互赠复制品。
连日来,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,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浮出水面。
“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”
4月27日下午,朔州市崇福寺文管所,63岁的孙学瑞将一个长方形盒子放在办公桌上,用颤抖的手展开裹在外层的粗布,又展开里层的麻纸,再展开紧依物件的软布……终于,一件嵌有佛像的石刻制品———北魏曹天度九层千佛塔刹呈现在大家眼前。
来自台湾的戈思明,扶了扶眼镜,紧紧地盯着这个日思夜想的宝贝,看了又看。
朔城区文物旅游局杨永生局长说,孙学瑞已经守了千佛石塔近30年,“比爱护自己的眼睛还当紧”。戈思明情不自禁,一把将孙学瑞搂在怀里,眼眶里闪烁出泪花:“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。”
拥抱是真诚的,久久不肯分开,好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其实,他们俩从未谋面,也没有任何来往。孙学瑞是土生土长的朔州人,戈思明是地地道道的台北人。
但是,正因为他们的职业相同———孙学瑞在博物馆当保管近30年,而担任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的戈思明,和千佛石塔塔身相伴了二十多年。
同行的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陈鸿祺说:“千佛石塔在两岸人民心里是那样的重”。
话题,始终围绕着千佛石塔。
石塔地位空前绝后
在他们的交谈中,千佛石塔的历史徐徐展开。
北朝天安元年(466年),献文帝拓跋弘的小臣曹天度倾全家资产雕造千佛石塔,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该塔由塔座、塔身、塔刹三部分组成。通高3米左右,造型优美,雕工精细,与大同云冈石窟第2窟、第3窟、第8窟的塔极为相似,如出一人之手。塔身平面呈方形,塔身高2.5米,共9层,塔身上面共浮雕佛像1400多尊,特别是侍立菩萨像高1.81米,与真人略同。
1939年以前,石塔置于崇福寺弥陀殿不规则的砖砌须弥座上。须弥座依塔身平面呈方形,为后人珍藏石塔临时砌筑,四边长约1.4米,高约0.9米。石塔下部方形石座较高,正面浮雕两尊供养比丘,两侧莲花吼狮,其他供养人像,方座承托上部塔身,塔身和方座上共雕大小不同的小佛坐像一千四百余尊。各层转角处凌空倚柱呈方形,中间雕较大的佛龛。龛内置坐像,坐像头顶半圆形龛楣,龛左右起“枭混”曲线,左右上部小佛围抱,全然一个佛的世界。各层四隅上部翘出塔檐,翼角微翘,椽望、连檐、石顶等俱全,完全仿木结构雕制。
塔刹上辟龛造像,前所未见。塔刹下部雕成刹基柱,稳置于最上层顶端,平面呈方形,总高约50厘米。刹基柱上承刹身,四隅各有一个佛龛,龛内浮雕两尊小佛坐像。转角立柱雕一人像。龛下各以宝装莲花为结,上部翘出房檐,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,山花中间夹雕小佛坐像。房檐顶端呈覆钵,上有相轮九重,宝珠作结。
这座石塔造型优美,雕刻精细,挺拔秀丽,端庄大方,充分显现出北魏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。石塔立面形象精湛美丽。各层高度逐渐低矮,塔身宽度层层递减,使塔的轮廓微微内收、挺拔俊秀,呈四角锥体状,为中国重楼建筑与印度塔身构造巧妙结合的产物。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,对于研究北朝时期我国佛教、造塔以及雕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“要不是日本人,这件国宝也不会遭此劫难。”孙学瑞感叹道。
日寇垂涎国宝身首分离
孙学瑞眯起眼,给应邀而来的台湾客人说起他所知的千佛石塔的故事。
儿时,他家就在朔县西街,与他同住一条街的有丁氏家族。丁氏家族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大户人家,那时候他就常听说,丁氏家族中有一名男子叫丁克成,为保护塔刹冒了许多风险。1937年,日寇占领朔县城后,被石塔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物价值所吸引,就想据为己有。1939年,就在石塔将要被日寇掳走之际,被抓差当搬运工的丁克成,冒着生命危险将石塔的塔刹部分藏了起来。1952年,丁克成将塔刹献给国家,塔刹回到崇福寺。
而塔身,被日寇掳回日本后,同许多掠物一样被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。日本无条件投降后,塔身被交还给中国,后辗转到台湾,现被保存到台北历史博物馆。
1984年,孙学瑞到崇福寺当了文物保管员,想起邻居的壮举,便在一堆破麻袋片下,找到了这个具有神奇色彩的塔刹,随后他从家里找来一块绒布,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,“期盼宝塔早一天结束骨肉分离的苦痛”。
戈思明说,他们的老馆长黄永川在任时,和他有着同样的渴望,而且做过许多努力。
“合璧”期盼了许多年
孙学瑞说,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文管所多次收到时任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的书信。黄永川不仅寄来了塔基塔身的照片和自己的研究论文,请求崇福寺文管所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、照片以供研究,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。
他清楚地记得,黄永川先生第一次来函内容:“贵寺收藏‘曹天度造九层塔’一件,该件石塔于抗战期间为日本所掳掠,胜利后归还我国,现阶段虽未能璧合,但该塔之价值并不会因顶身分离而逊色。”
“那时候不像现在,我们每次收到信后,都要上交给区委宣传部门。”孙学瑞老人苦笑道,“照片我们也拍了,至少拍了五六次,但后来也没有下文。”
2007年年初,朔州市对台办就石塔重圆有关事宜,赴台和黄永川先生交流。已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的黄永川先生十分热情,双方就石塔的文物艺术价值以及有关复制事项做了深刻探讨。黄永川先生表示,目前在台湾复制塔身还存在一些客观技术条件上的制约,一是所需的沙质岩材料难找,二是工匠难找。
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,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,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。2007年,崇福寺文馆所制定复制施工说明、取材以及预算,并以最快时间将塔刹复制完毕。一旦时机成熟,将携复制好的塔刹赴台再次商议重圆之事。
2008年6月10日,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人在崇福寺参观,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,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。
为促成石塔的合璧,去年元宵节前夕,大陆方面曾向台湾寄去塔刹的“倩影”,用来完成石塔展图的对接,进而为实物对接做铺垫。
“红娘”搭桥团圆为期不远
去年10月,朔城区区委区政府筹划在今年4月28日举办首届“中国边塞之都·首届马邑文化节”,区委书记郭连厚与朔城区文物旅游局杨永胜局长商量,届时把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客人请到朔州来,加快千佛石塔的“合璧”。
杨永胜把这个重要的“请客”任务,交给了老部下赫永刚。正在陪同台北客人的赫永刚指着身边的台湾著名艺人勾峰说,“他就是我们的‘红娘’之一”。
赫永刚进京找到专门从事对台文化交流的北京王府国际旅游公司,这里有他的好朋友吴经建,吴经建当即联系到好友勾峰先生。“别说是老朋友相托,就冲国宝合璧这件事的重要意义,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,”勾峰笑呵呵地说,“大家一起努力,美梦就要成真了”。
今年4月初,朔城区正式向台北历史博物馆发出邀请。戈思明拿着台北历史博物馆现任馆长张誉腾亲笔签名的贺信说,“馆长非常想来参加马邑博物馆开馆,但因为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邀约在先,年初就已排定,没能来,深表遗憾,但专门写来贺信。”
张誉腾先生虽未亲临,但委托戈思明一行带来了他的愿望:将千佛石塔合璧后展出,先在朔州,而后北京,最后在台北展出。随后,两地复制各自珍藏的千佛石塔部分后互换。据了解,台北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也非常关注这件事,表示一定要促成合璧展出。
5月2日,朔城区文物旅游局杨永胜局长说,台北客人们离开时发出口头邀请,等张誉腾馆长回台北后再正式发函,邀请朔州方面回访台北,就合璧联展和互换复制品事宜进一步商谈。
“仅仅一年多的时间,《富春山水图》双卷合璧的梦就圆了,我们为千佛石塔合璧奔走呼吁了十几年,好梦该圆了。”采访中,杨永胜说。
本报记者 王晋飞